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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仕明才是兴城镇出去任职最大的,其祖籍广东汕头，兴宁出生！09年退休是广东科技厅的巡视员(正厅级），其一直在梅州组织部，省委组织部，汕尾组织部任职！03年任省纪委派驻科技厅纪检监察专员！09年03月任广东科技厅的巡视员，同年09月退休！其哥是吴仕鸿：参与研制中国“两弹”的汕头人
编者按：2007年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撤销被称为“原子城”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青海省的原国营２２１厂决定２０周年；今年４月２８日２２１厂地下指挥所正式解密对外开放，引起世人极大关注。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先后有１．５万多名共产党人隐姓埋名来到青海“金银滩”建设２２１厂，其中广东籍工作人员２００多名。为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记者几经曲折走访，找到几名当年曾参与研究建设的潮汕籍工作人员。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登潮汕籍“两弹”功臣的独家专访，敬请垂注。
在汕头市中心城区东福路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活小区内，有三幢已显出老态的楼房，区内成荫的绿树、并排停放的摩托车和没装防盗铁门的楼梯间，一切都显示出这里经历过的岁月。在最靠里的一幢楼房二楼一套约５０平方米的两房一厅住房里，住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衣着朴素，为人随和，每天早上７时多带着读小学一年级的小孙女上学去，同时顺便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下午４时多又前去接放学的小孙女回家。他整天忙于家务，偶尔也读读报纸看看电视，或者到邻近的老同事家串串门。他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退休金，生活过得并不宽裕。一切都是那么寻常，他也从没向谁谈起自己以前的经历，大家所能知道的就是２０多年前他从青海的一家什么机械厂调到汕头工作。但谁能想到这竟是一位如此不寻常的人，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工作的唯一汕头人，他的名字叫吴仕鸿。
昨天上午，本报记者闻讯来到了吴仕鸿老人的家，与他促膝长谈近３个小时。老人刚开始再三推辞：“实在没什么好谈的。我当时只是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也没有做出什么重大贡献。我现在已退休了，再谈过去的事恐怕没意思。”经过记者的多方解释，老人才渐渐地打开了话匣子———
清华攻读两年后北上从军
１９３９年６月，汕头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潮汕大批群众为躲避战乱而逃往梅县和江西一带。在北上逃难的难民潮中，就有一对籍贯潮阳的汕头年轻夫妻，他们的大儿子当时只有１岁出头。这个孩子，日后就成为本文的主人公吴仕鸿。
吴仕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他们一家在兴宁县城站住了脚，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大，加上没有工作、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大小七张口全靠在一家私营商店做工的父亲供养，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人穷志不短，６个孩子中最后竟出了３个大学生，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尤其是老大吴仕鸿，当时在全县最好的兴宁一中读书时学习成绩就经常名列前茅。１９５８年高考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机床专业。吴仕鸿回忆说，当时读书可以申请补助，每月学校发给１２．５元的伙食费，农村来的学生还有２元零用钱，我是城镇学生，这２元零用钱就由已调往广州工作的父亲寄给我。
在清华大学念书两年后，１９６０年７月底，吴仕鸿与一些成绩较好、社会关系“纯正”的同学被组织找去单独谈话，就说国家现在需要你们到别的学校继续学习。那时候的人是绝对服从国家的安排和分配的，不该问的就不问，于是在还不清楚究竟去哪里时就定了下来。大家简单收拾了行李，第二天当时的蒋南翔校长在学校教工食堂摆几桌酒席为大家饯行，令这帮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颇有受宠若惊之感。第三天，吴仕鸿与２８位校友一起登上北上的列车，直至来到“北国冰城”哈尔滨，此时他们才知道要去继续学习的学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俗称“哈军工”）。就这样，他们集体入伍穿上了好威风的军装。
与罗瑞卿将军长子同桌学习
“哈军工”到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名牌大学抽调学生事出有因。１９６０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大批苏联专家撤了回去，国家急需培养出自己的尖端军事技术人才。吴仕鸿他们进校便插班读了三年级，学校当时已精简为四个系，一系是航空航天，二系是原子能，三系是海军，四系是无线电，吴仕鸿被分配到二系０３专业，即学习原子弹核心部分设计。当时“哈军工”中有不少高干子弟，吴仕鸿的同桌就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长子、后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的罗箭。虽说父亲是声名显赫的将军，但罗箭待人坦诚随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心交流、互帮互助。１９６３年８月，吴仕鸿与同学们一起完成了学业，全部被分配到国家二机部第九设计研究院。就这样，穿了３年军装的吴仕鸿又脱下军装，以技术干部的身份转业。同年１１月１３日，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上将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接见了“哈军工”二系六期毕业学员，吴仕鸿有幸参加了接见。后来他才听人说，聂荣臻接见刚毕业的学员，这是唯一的一次。
当时的第九设计研究院（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共分为设计部、实验部、理论部等三个部门，吴仕鸿被安排到负责通过实验研究开发原子弹核心部分的实验部工作。１９６４年３月，除了理论部继续留在北京外，设计部和实验部的全班人马出发西进，前往位于青海省的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２２１厂参加研制核武器的“大会战”。一场史无前例的壮举自此拉开了帷幕。
和万多专家工人隐姓埋名“两弹摇篮”
王洛宾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红了青海湖北岸一片海拔３２１０米的美丽草原，人们开始记住了“金银滩”这个名字。但当１９５８年我国决定在这里建设研制生产核武器的基地后，“金银滩”也就从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据说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先后有１．５万多名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隐姓埋名来到青海“金银滩”建设２２１厂。在此后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内，这里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弹摇篮”。
尽管金滩和银滩距离省会西宁很近，而且号称是青海省最好的两个地方，但在吴仕鸿这个南方人看来，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是够恶劣的。在西宁市还能看到绿树，一过西宁就见不到一棵树了。在西宁乘坐一节专用列车前往目的地银滩只需近１小时，但沿途的景象很有些不堪入目。这里是高原气候，缺氧且气压较低，水不到８０℃就沸腾了，结果蒸馒头时老是蒸不透心。这里年平均气温在零下０．４℃，最冷时接近零下３０℃；四季也不分明，每年有八九个月时间要穿棉袄，盛夏的早晚时分要穿羊毛褂子，春秋季节还经常发生大风沙和沙尘暴。
气候对吴仕鸿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另外，当时工作、生活环境也比较艰苦，实验室刚刚建成就投入使用，宿舍正在赶建，结果十多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就挤进了十多个人。开始时连桌椅都没有，大家就因陋就简，利用设备包装箱当桌子用，在上面写字、绘图。这里的食物由国家统一调拨，由于当时的运输、保鲜条件限制，当地又很难种菜，所以蔬菜供应总是比较困难，到了冬天就只能吃“老三篇”———马铃薯片、白菜片和萝卜片，吃得大家都发腻了。倒是羊肉很多也很便宜。生活区离各个工作点距离很远，上下班都要乘坐专车。总而言之，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而且很突然的改变，令吴仕鸿开始时很不习惯。但那时的人思想觉悟就是高，想到自己是在为国防建设做贡献，无不热血沸腾。条件艰苦，星期天和晚上还要经常加班加点地干，那时候可没有一分钱加班费，可大家依然毫无怨言。
众所周知，原子能实验室有放射性物质，为防止辐射，混凝土墙壁都做成１米厚度。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要在２２１厂进行模拟试验，尽管有遥控装置，但装真家伙进去，那危险性依然很大。况且那么一点核材料在当时可是“国宝”，弄砸了谁也担当不起。所以大家都打起十二分精神，所长书记在装配时都到现场坐镇指挥，瞪大眼睛看着，不敢离开一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美苏成天威胁说要对我核基地发动空袭，由于２２１厂的地点是当年苏联人帮助确定的，所以他们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故其威胁更大。吴仕鸿与同事们既要忙工作，又要忙战备。大家都去挖防空洞，还要帮助转移机器设备到农村去，搞得气氛相当紧张，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我国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一消息经新华社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后，立即震惊了全世界。吴仕鸿读着公报，里面的一段话令他深感欣慰；“中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人员，以及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辛勤劳动，大力协同，使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他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半年多的日夜苦战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其后，吴仕鸿又与同事们参加了技术要求更高、爆炸威力更大的氢弹的研制工作。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拥有了强大的战略威慑力量。
保密规定让多次“拍拖”告吹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方面，吴仕鸿与其他男同事一样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２２１厂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工作人员基本上是男的，只有服务行业有一些女工，所以多数人只能“向外发展”。但谈对象其实很难成功，理由十分简单：他们从事的是绝密工作，女方的政治条件要好，特别是不能有海外关系。更致命的是，女方谈对象时必定要问起男方的职业，你又不能告诉她，单位也不可能给你出证明。哪个姑娘会愿意嫁给不肯说出自己职业的男子呢？所以是屡谈屡吹，直到１９６７年他都２９岁了，才好不容易在汕头亲友的介绍下，与一位思想单纯、在服装厂工作的姑娘喜结良缘。
但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毕竟不是办法。因为妻子不是国营工人，无法调进２２１厂工作，两个孩子又小，生活十分不便。尽管每年有１个月的探亲假，但从青海来到汕头要辗转近１个星期时间。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吴仕鸿向组织申请调回汕头工作。１９７９年８月他获得批准，调到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从事产品开发工作。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他还曾在汕头职大兼职讲授电子学和电工知识。他是１９９０年在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评上高级工程师的，１９９８年退休。
因无“转业证”月领７００多元退休金
回首人生履迹，６９岁的吴仕鸿感慨万千：“我们这些人经历过的艰苦工作、生活环境，现在的年轻人怕是无法理解的。我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谈不上有什么大贡献，但毕竟是在国家急需‘两弹’加强国防、壮我国威之际，为国家和民族尽了一点力，从此觉得这一生问心无愧、无怨无悔！”
令吴仕鸿十分感动的是，原单位在他离开多年之后仍一直没忘记他。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在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２０周年时，核工业部给他寄来了一枚镀金奖章和一本荣誉证书，称赞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１９８７年１２月，核工业部九院二所又来函，对他为近期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两次”突破及定型项目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寄来奖金１０元，物轻意重，让他感动了好一阵子。
人生有时候就是由阴差阳错构成的。当年穿了３年军装的吴仕鸿服从组织的安排，转业来到承担重要国防科研项目任务的部门工作，只因“哈军工”少给了一纸“转业证”，从此便麻烦不断。现在他每月只能领取５００多元退休金和２００元高工补贴，由于其转业干部身份未获得有关部门的承认，每月就少领了４５０元补贴。吴仕鸿热切希望我市有关部门能尊重历史和事实，帮助一名老科技人员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特区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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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7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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