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了解进步人士李文澜先生

侧面了解兴宁进步人士李文澜先生在1949年5月竭尽全力营救三名地下党员出狱经过。

《1949：我所见证的解放时刻》——我的解放时刻

作者：袁若芳

来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校刊编辑约我写篇“我的解放时刻”，于是我把脑页一页一页的翻了过去，重温那激情燃烧的日子，“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岁月。

我原籍广东兴宁。1941年15岁念初中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年底，奉命参加九连地区的武装斗争，任和东区川北大队韩江中队指导员。为计划开辟赣南寻邬的游击走廊，并由此打开兴宁北端武装斗争的局面，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1948年4月，广东的反动派拼凑武装力量，集中保安团部队，对九连区疯狂扫荡。我在辗转战斗和频繁转移中不幸染病，经卫生队治愈后，因部队已经转移，奉命留下在老百姓家隐蔽，与地方工作的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坚持反扫荡斗争。1948年5月26日，我与战友李楚、杨洋遭敌军围捕。我们在关押中矢志不移，坚持斗争。旋经李楚堂兄，兴宁进步的工商业家李文澜先生，在地下党员支持和策划下，打通了兴梅“剿匪指挥部”正副指挥的关系，得到不杀亦不能放的允诺，把我们三人寄押在和平县看守所。1949年5月，粤贛湘边纵东江第二支队五战五捷后，和平县守敌一夕数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国民党县长准备弃城逃亡香港前，勒索得李文澜先生16两黄金，于1949年5月16日深夜释放了我们，其时东江重镇老隆已解放两天了。

5月16日当晚，和平县商会会长张谢某为我们安排了住所。有个素不相识的和平中学老师竟然来探访我们。他告诉我们国民党的巢穴南京已解放多日，武汉也解放在即了。真是捷报频传，振奋人心。可是那人告辞之后，李楚却告知我一件不幸的消息，我的二弟早已在二月初患肺病而去世了。他们担心我悲痛过度而对我保密。我听了不禁潸然泪下，老天啊老天，为什么大喜大悲的事都集中到这一天呢！二弟啊二弟，为什么在我们快要欢聚的时候，你就这样等不及骤然散手而归了呢！那天晚上，最大的兴奋和极度的悲哀交织在一起，使我度过了出狱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5月17日，前来营救我们的李湘藨等三人，给我们雇了三辆轿子，天刚麻麻亮就起程返乡了。此时正是旧社会即将灭亡，新社会即将诞生的交替时刻，国民党保十三团两天前在老隆成功起义。当傍晚我们走进彭寨镇的时候，从彭寨传来一阵阵激烈枪声，东二支六团正在围攻彭寨，想不到仅仅一年的时间，关押过我们的和东反动堡垒的彭寨，就会天翻地覆，红日高照了。为了保证安全，我们便在附近民居找个地方住下，第二天凌晨起程。下午快到龙川县龙母镇时，只见成百个穿着黄色军装的县自卫队和我们擦肩而过，无法顾及坐着轿子的我们，匆匆奔亡而去了。我们便在龙母附近的民居住下。第三天的路上，便听见从兴宁县城过来的商贩纷纷传说，专员李洁之和兴宁县长陈郁平起义了。戴五角红星帽的共产党武工队进城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于是我们急不可待的往前赶。下午二时快到兴宁新陂李楚家时，李湘藨快速回家拿来三套中山装，叫我们把狱中穿的衣服扔掉，换上新的，我们把自己打扮得焕然一新，青春洋溢地回到李楚家里。李楚母亲领着一大批人，早在大门口烧了一堆火，叫我们从火堆上跨过去，然后拉着李楚的手，悲喜交集地对我们说：“好！好！好！今后脱灾脱难，红红火火了。”

我们在李楚家里休息了两个晚上，原来地下党的同志们和亲友们纷纷前来问候，谈到兴宁和平解放的经过和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沈浸在无比兴奋的情绪中。

5月21日，我们在兴城李祥泰布号见到了竭尽全力营救我们的李文澜先生，我们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得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来。我从李祥泰出来，只见县城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个个笑逐颜开，春风满面。戴着五角红星帽的宣传队，一出现在街头，群众便一拥而上，听宣传队唱歌，“你看那个蒋光顶呀，到处都是打败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个个叫冤枉。千年痛苦万年恨呀，今天穷人翻身了……”我听着这支欢快的歌，走在阳光普照的街道上，心情分外激动。我先到大坝里，找到了原在地下活动，现在已经公开身份的兴宁中心区委书记温华同志，（几天后中共兴宁县委成立，温华任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高兴得把我抱起来了：“若芳呀，我念着你呢！马克思把你打回头来，大难不死。你先休息几天吧，很多工作等着你呢。”我看他工作很忙，很多人要找他，千头万绪的问题正在等着他去解决。我便赶紧告辞了。走出门口，正好碰着接管兴宁筹备委员会主任李戈伦同志（几天后他正式被任命为兴宁军管会主任兼县长），他连忙叫住我，要我和罗基宏同志一起筹备组建一支政治工作队。

政工队稍具规模，转眼已到5月底。远在80华里外的家里的老祖母（我父母早亡）和众乡亲们，不断打电话催我回家。于是我便坐着汽车回到家里。祖屋的父老兄弟早已在大门口等着我了。祖母边哭泣边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哭道：“你已早回县城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乡亲们都盼着你啊！”父老乡亲们都饱含眼泪围上前来，异口同声地说：“托祖宗的福，现在脱灾脱难，顺风顺水了。”他们谈到我不久前离世的二弟，都不胜唏嘘惋惜说，“为了你，他心力交瘁，搭上一条命啊！”接着祖母从家里的柜桶里拿出一本小小的日记册，说：“这是你弟临死前留下的，说万一你有幸生还时，一定要交给你。”我翻着日记册，满眶热泪一涌而出。日记从我被捕后逐日记着，首页贴着我的小照，最后一页歪歪斜斜写着他的遗诗：“一生事业付东流，埋骨成灰恨未休。翅首雄鸡当报晓，奈何桥上慰忧愁！”

两天后我回到县城，便听到组织部长温华同志正在找我。于是我在县委会见到他。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在罗浮区立小学教过书，现在派你和黄荫泉去接管罗浮区，黄荫泉任区长，你暂时任代理指导员，你快点写写你在国民党狱中情况，以便早日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临走时又嘱咐我们：“罗浮是兴宁警察头子谢海筹的老巢，现在他窜往赣南，埋伏下的爪牙肯定还有，你要特别注意‘上求安定，下求发展’的政策，同时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你和黄荫泉都要备个警卫员。”

于是我和黄两人开始招兵买马。我在参加武装斗争前在罗浮小学教过书，成立过一个秘密的读书会。我便先写信给其中的成员，叫他们调查罗浮的社会各阶层动态和民间隐藏的枪支情况。6月初，我们和新招来的10多个同志（多是我们中学时的同学或同乡）和只有几支短枪的武装队伍开进了离县城110华里的边陲重镇罗浮。这时千头万绪的工作，有序的按计划进行。一方面迅速发展和组织我们的队伍，成立20多人组成的政工队。任务是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建农会，民兵组织，开展减租减息，收缴民枪，筹集粮食、物资，保证供给。一方面上求安定，做好罗浮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6月16日，在热闹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罗浮区人民民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正在我们从忙乱中转向井然有序的工作时，龟缩在赣南的国民党胡琏兵团伙同谢海筹残兵，大举窜扰我兴梅地区。重占县城。7月中旬，我们奉命撤离罗浮。区政府连同政工队30多人，组成一支武工队，在罗岗、罗浮、大坪的边缘地区转移。不久，谢海筹匪部进占罗浮，复辟反动政权。一直到9月29日，在我南下大军的逼进下，在我军三团和六团的急如暴风的攻击下，县城重新解救了。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兴宁全境万众欢腾。几天后各区均举行万人群众庆祝大游行。我在罗浮庆祝游行后，回到罗岗家里，适逢罗岗区这天开庆祝大会。我72岁的老祖母兴冲冲地换上较新的衣服要去参加。我担心开会和游行的时间太久，她老人会吃不消，便劝她别去了。她说：“我怎么能不去？这么老了，我才打开眼睛看世界！”不久，我在县城宝华路“东方红”摄影店的广告橱窗里，看到一副放大了的照片，上面贴着标题：“翻身农民庆解放，七十婆婆扭秧歌”，下面是一群老年妇女跳舞的画面，跳在前面的竟然是我的祖母，她脸上绽开的笑，真象春天的花朵那样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