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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旧货晒太阳——1966年:“大串联”日记选 [打印本页]
作者: 若思 时间: 2019/10/4 11:42
标题: 旧货晒太阳——1966年:“大串联”日记选
旧货晒太阳——1966年:“大串联”日记选
九月十一日
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革命,上刀山、下火海心不惊。不要一潭死水,我们鄙视鼠目寸光的小人,我们更不为落花流水呻吟,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美好的未来,我们向往战斗的快乐!
为了执行最高指示,为了捍卫毛泽东主义,为了捍卫党中央,战斗!(于南京大学)
九月十四日
虽然在南京只停留几天,但我们学到的东西比北京还多。我们听了南京大学周建平的谈话,介绍了同学们反黑帮的情况,我们深表敬佩和致崇高敬礼!
更值得纪念的是,9月9日晚,我,欧田戴、盛潮南三人参加了红色造反队等单位发起的有关揭发南京雨花台和人民大会堂问题大会,听取了原人民大会堂一位女同志和雨花台杨主任控诉当局罪行……随后,我和田戴还参加了他们的大游行,到江苏省委要求领导澄清事实。但省委书记江渭青不接见,我们便静坐到天明……(于南京火车站候车室)
九月十六日
今天下午,与同济大学学生一起参加东方红(海燕)电影制片厂串联。
赵丹已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揪出来了!赵丹虽说希望毛主席给他一块“免”战牌,就是说不要斗争他!……现在,在工作队领导下,揪出了三十多个问题严重的坏人。正式戴帽的有五个:厂长、谢晋、徐昌霖,还有一科长。
据揭发,周扬亲自四次来这里作报告,说拍《鲁迅传》时,要把鲁迅写成文学家,不要写成革命家,实则要把他写成资产阶级文艺家。
我们听了王球文(杨时文?)同志揭发谢晋:“我们认为,外面放的《红色娘子军》不应挂他的名。他原来把剧本写成南霸天把红色娘子军杀光,只剩一个琼花。影片拍了年半时间,是市委、广大职工与他斗争的结果!他还说‘没有顶住’,‘戏不是我的’!他还讲‘三大遗憾’:一、连长未死;二、琼花与洪常青的恋爱线被剪掉了;三、未能在影片中展示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未能让琼花看到‘战争创伤’。要把影片变成《一个人的遭遇》!”
我们亲见把谢晋等牛鬼蛇神拉出来斗,勒令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并自喊“打倒谢晋”!
九月十九日
清晨四时许,我们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清晨,一轮旭日从东方升起,透过万重雾幕,以柔和的红光照耀大地。通明的水乡泽国,嫩绿的稻田,点缀在田畴的村舍,拱形小桥,河岸的街道,河边泊着的小板船……火车在平原上奔驰而去,白烟如长龙挂在空中,真美!(写于上海至杭州火车上)。
九月二十四日
住北京大学第一体育馆。今日,参加斗争黑帮陆平、彭佩云大会。
十月三日
1966年10月2日一时十九分,从北京出发往重庆市(689次车)。
下午二时许,达郑州。随后,车转西。此时地势截然不同。原先平坦,这时却千山万沟,颇有黄土风光。沟底种庄稼,有许多窑洞;山洞也奇多。刚过郑州,便转了五个洞!(写于下午三时许)
十月四日 阴雨
我与田戴3日10时许到达成都。其最大特点是雾多。如牛毛细雨,似雾非雾挂满天空。太阳如害羞少女,老不露脸。今早,扒开窗一看,毛毛雨正浓,道路泥泞。我穿上雨衣往市区,但见路边的大白菜,又嫩又绿,特别好!
下午至傍晚,我们逛街。这里的异乡情调,西南特色,如梦似幻。我马上想起艾芜的《南行记》的诱人画面!不健康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啊,如活泼的春泉在叮当地激荡着我……
我眼前的灯光,潺潺的河流,吵嚷的饭馆,服务员似唱非唱的怪调……这,使我陶醉,又使我不安——当心啊,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和平演变”么?这不是自我渺茫么?我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十月五日 阴雨
清晨,乘车往130华里外的大邑县参观“万恶的地主庄园”,至下午三时方坐车回。参观期间,教育深刻……以前,我怕杀人;现在,若有地主坏蛋在场,我也会咬他一口!
我在留言簿上写了体会,并写大字报驳斥首都红卫兵破坏展览馆的谬论。
十月六日 阴雨
清早,坐火车往重庆市。火车沿江而下,那清蓝的河水,在轻泛涟漪。远帆点点,绿水青山。坡地上的玉米,历历在目。火车欢歌,在江边婉蜒前行……与《沱江的早晨》一书中的描写相似。
一到重庆,啊,名符其实的山城。电灯亮了,我自然背起郭老名诗《天上的街市》!抬头仰望,灯光,有的如四散的流星雨,有的如排排陈列,有的如成串的北斗;有的逶迤,有的星散;有的如少女活泼的眼神,有的如淑女沉稳柔和的眸子。啊,那盘旋而上,与天顶连着的,不是天街么?天街啊,不在缥缈的天上就在眼前!汽车轰鸣了,我要向天街漫游了!
车沿十步九折的山街盘旋而上。到半山一眺:下面是星火的海洋,上面又是星光的天空。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是星光。我就在缥缈太空遨游了……
我以《山城灯光》为题作诗,颂伟大领袖毛主席……
作者: 若思 时间: 2019/10/4 16:12
新华社27日发文,文革是“内乱”而不是什么“艰辛探索”。全文如下: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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