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蒋经国的故事

父亲与蒋经国的故事

    父亲家名张鼎曾，读书出来后改名张志光——乃崇尚光明也。

    时序为1960年代初，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让我们去战天斗地搞精疲力尽的瞎折腾；接着是席卷神州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我至今难忘被饿死的乡亲，难忘我们夜半饥肠咕咕时偷别人瓜菜塞肚子的可怕时光……

    一天深夜 ，我陪父亲上厕所。乡下人的厕所都在老屋外，烂厕所门前是阴森森的柏树、竹丛。那株古柏，它酱黑色的肌肤隆起，拔地而上。它撑着郁郁华盖，掺着枯枝败叶，向横处遮，往天上长。而竹丛呢，黑乎乎的簇拥着，连着几十米外的乱葬岗。加上农村人喜欢讲那坟地出没的恶鬼，我便特别怕鬼。因此，在黑夜野外20米左右坐等的我，的确是胆战心惊……就在此时，传来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啊，我熟悉的国歌！我从未听他唱过歌，一听则知道是旧时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歌声，苍苍老老、悲悲壮壮的歌声，在浓黑的、阴森森的夜空里震荡，在我心里振荡……

    全民抗战高潮期间，知识分子的爸，投笔从戎，曾在赣南蒋经国部下任少校指导员。其业务属郭沫若第三厅领导，任务是宣传，激励抗战。虽时间过去二十年，他还是忘不了峥嵘岁月。

    在低头老老实实做人的时代里，爸敢高歌自然含缅怀与自豪。在位卑受压之际，敢于张扬自我，这自然是强者性格。自解放之后，爸怀才不遇，心里郁闷，但还是位卑不忘国！

    这，深深烙在我脑海里。多少年来，许多人在劝我：“你惹那么多事干什么！只要教书过得去，拿工资就可以了，何必忧国忧民，‘为他人作嫁衣裳’？”

    “不，一直在农村的老父尚能思国；我，一辈子吃国家的饭，拿公家的钱，难道还不更应以天下为已任么？”

    父亲，儿永远记住：您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那天黑夜唱的《国歌》。父亲生于1910年，崇文重教是我们客家人的传统。我的曾祖父虽只读过私塾，但深知是读书光耀门庭的关键。在他的四个孙辈中，就我父亲聪颖，喜欢读书，再穷也要读！

    据家父云，“五四”运动波及兴宁，先父与张中、张超曾等以后的老红军读小学时，曾背着“火粉枪”到荒山野岭的坭嬷坳搞军事演习，以不忘国耻。兴宁县立一中毕业时，爸本来想和张中、张超曾一起考黄埔军校从戎，但爸从小身弱多病，身材矮小，加上胆子小；尤其是报考时必须跳那高高的木马，他一看看怕。结果，只得远赴江苏，就读测量学校。

    毕业后回梅州测量田地。当时不少地主为了少报田亩少交税，便把白花花的大洋往父亲怀里塞。正直的他毅然拒绝。他多次说：“如果有私心，我那时就发财了！”他一辈子说起贪官就恨。

    1939年左右，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他说，在南京做礼拜时多次听蒋介石的执行总理遗言训示。当时爸决心投笔从戎，但去哪里从军呢？知识分子的他，看透了国民党到处腐败的顽疾，一时拿不定主意。后从报刊得知蒋经国先生新从苏联归来主政，决心励精图治，重整山河，建设模范新赣南。而且，还听人说，蒋经国在苏俄多年，痛恨土豪劣绅，有点“赤化”味道。既然如此，爸便欣然前往了。

    听父亲说，到了赣南，先在什么江西地方政治学院训练。教官中有后来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同窗中有后来任台湾国防高官的上将王升啊！（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们家人不时哂笑他：“你如果跟蒋经国去台湾，也不得了啊！”）

    爸说，当时生活的确艰苦啊！穿草鞋，打脚绑，饿一顿饱一顿的。来这里就是为了吃苦救国。蒋经国早就安民告示：想升官发财的滚蛋！我问爸：“你是少校指导员了，顶厉害吧？”他说：“不，你不要拿共产党的军队比，指导员权力大。蒋经国学苏俄一套，重视抗日宣传，重视思想激励，才设置了指导员职位。其实没什么权，就是教教唱歌，政治宣传，鼓动救国。当然，也帮助长官训练。比如，国民党部队士兵不少是拉壮丁来的，加上一般没文化，训练时连个向左向右转也总是教不会的。长官脾气不好，气得不是骂就是打。我看得不过意，便跑去耐心的、和声细语的开导。即使如此，那些士兵也还要重复许多许多遍才勉强过关啊！”爸为人高雅，平易近人，虽是没什么权的指导员，但上上下下都喜欢他。他的业务主要受郭沫若的第三厅领导，宣传抗日。后形势危急，国土不断沦陷，父亲还准备赣南失守后在庐山打游击，誓死抗击日本鬼子。

    在漫长的“斗争岁月里”，既是为自己，也是我我们家人安全，他从不提起和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先生的接触。直到改革开发后，他才和我们打开了话匣子——

    他的口号多好啊！“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在蒋经国治下的赣南，工厂、商店多了，做工的多了，民生大改善啊！我记得为了实现蒋经国铁定的 “人人有书读”，我们军警配合当地政府人员，逐家逐户、逐村逐寨动员村民子弟入学，反复激励，反复宣传，苦口婆心，什么办法都用了。而且，那是真正的义务教育，连书本也不用钱，不像现在的实际上是“议价教育”的所谓“义务教育”。但还是有漏网的小孩，怎么办？我们只得带枪下乡，武装押送小孩上学……哈，还是没办法，等到我们离开不久，那些穷孩子家长还是把子弟领回去放牛做工。他们穷啊，首先需要解决的活命啊！

    我们抓穷孩子读书，还是治标不治本，唉——最难忘的是他从苏俄那里的艰苦岁月里历练出来的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作风。赣州的冬天冷啊，但他最早起床，光赤膊，在冷水檫身。他和我们一起出操，跑步，爬山，而且他只是跑在前头……

    要说他深入群众的作风，在国民党里肯定是第一。就是如今的共产党，像他那样的也不多啊！他就喜欢到最基层访贫问苦。他专门和打工的、做小生意的，甚至是浑身臭气的检粪老人谈天交朋友。通过深入底层就知真情，那些土豪坏蛋，立即抓捕，乃至先斩后奏的就地正法！卖鸦片的，赌博的，打枪的，一扫光。赣南民心大顺！好几次了，我正在巡哨。夕阳西下，山野迷茫，离乡背井，加上不知抗战几时胜利，我们难免几分寂寞和惆怅。就在此时，蒋经国少将专员，啊，还有他的苏联夫人，还有他的小儿子，向我迎面来了！他老远就伸出手和我紧紧相握，还不厌其烦的问寒问暖……端阳、中秋、春节,我们身处江湖，远离乡土亲人，而蒋经国最和我们心心相印了，总是亲自请我们一起吃饭，亲如一家。儿子啊，你长期在外工作，那些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恐怕也没有这样做吧！

    抗战后期，我调赣南地区的龙南县任秘书，受蒋经国影响，我也特别恨贪官污吏，他们是“前线紧急，后方紧吃”啊！那时公务员生活苦，一位科长穷，老婆生小孩连一只鸡也没有，我和你妈就把自己家仅有一只准备过年的公鸡也给他了……现在的历史课本不是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吗？不要说国民党牺牲了近200位将军，不要说国民党的台儿庄大捷、常德大捷、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大捷等许多胜利，就说蒋经国吧，母亲被日军炸死，他抚尸大哭，发誓以血还血，这不是假的啊;他动员全国青年从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誓死抗战，这也不是假的啊！

    ……

    随着改革开发和空气的宽松，爸和我越来越喜欢谈蒋经国，讲起来他就有自豪感和幸福感。他喜欢看报，关心时政，尤其关心国共两党动态。

    1980年代初，为响应和平统一祖国需要，我亲见他写了近4000字的长文投稿《人民日报》，呼吁两党和解。他看到报刊说蒋经国在台湾如何深入民间时，感慨地说：“他还是抗战时赣南作风啊，老传统了，好啊！”

    他听说蒋经国开放两岸交流，老兵可以探亲往来，当然十分欣慰。爸尤其被蒋经国的“创业要创千秋业，留名要留万世名”的言行感动。当听到台湾取消党禁报禁，不惜丢掉党执政权的风险而搞民主宪政时，更是无可名状的万分感慨……

    爸对蒋经国的怀念多啊，恕不赘述。但是，因为是抗战时蒋的部下，他可是不到不惑之年40岁，命运就埋葬了他的大好年华了——因为是“旧职人员”，文弱的他，只能回家务农。土改时还差点成“官僚地主”反革命！从未务过农的文弱的他，与先母艰难持家，勤俭度日。他拾粪、种田、织布、放牛、拈钻砂，什么都干。他崇文重教，清白节俭。因父亲为人高雅、善良、老实，虽属国民党旧职人员，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漫长岁月里，他却受基层干部和邻居保护，基本未受冲击；且长期任生产队会计、记分员等职；他年老了，又由儿女及媳妇接任……但还是躲不过文革十年浩劫，还是被“专政”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交代“罪行”。在批斗会上，大家说：“国民党就是反动派，你抗日，为什么不去延安，而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国民党就是反对抗战的顽固派，就是专门消灭共产党的，和日本鬼子一样坏的狗屎！正如毛主席说的是专门偷胜利的桃子的。”

    父亲当然是满口承认，表示“低头认罪”。加上在“学习班”，一清早就学蒋经国做好事，主动把内外扫得干干净净的；加上平时在乡亲中口碑好；加上专案组亲往赣南的龙南县调查，而当地1949年是和平解放的，档案齐全，证明爸只是抄抄写写的“阿婆官”，没罪恶，不管事的。这样，他才出来……儿时，父亲虽在龙南县政府任秘书，但多次在我面前骂国民党：“我的主张，从来是接近共产党的！”

    “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父亲敢怒不敢言，一再告诫我们几兄妹“不要乱来！”林彪“自我爆炸”，当然的“接班人”、副统帅，一下子变为“贼”——林贼！父亲也与大家一样兴奋，这样的乱臣贼子早该见阎王了！

    1970年代初春节后的一天，大队干部在生产队宣读毛主席南巡讲话等中央文件。父亲与大家一起凝神谛听，看文件里怎样讲林贼罪行，又是怎样到外国“自我爆炸”的。正当他津津有味时，生产队干部张淦曾把他叫了出来，说：“上面规定不能让你听文件传达!”

    父亲只好不声不响回家中去了。他自然明白，他有“少校指导员”的历史问题，属旧职人员，我搞过“四清运动”，知道爸这样的人属“内专”对象！我这做儿子的十分清楚，在这贫穷的乡下，天天看报，最心系天下的便是他老人家！但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他，人家却不让他去关心人人皆可知晓的国事大事，真是冤哉枉也。

    父亲听了那个中央文件，红色江山会变色么？即使他是死心塌地效忠“党国”， 在听了批林贼文件之后，风烛残年的他会造反么？真是：站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自古无用一书生啊！父亲去世已十余年，作为阳上儿，至今还在为先父抱不平：“在那漫长的‘国情’里，当局不知剥夺了多少文人爱国的权利啊！，这大概就是‘极权’与‘铁幕’吧？”

    可就是这个蒋经国部下的“少校指导员”，还有故事哪。1980年代初的他，还炯炯于怀的批斗和“学习班”。那时大兴平反落实政策。大家的冤案都平反了，昭雪了，但爸还是遥遥无期的泥牛入海。虽没单位可补发工资，但重名声的他，起码要求公社大队有个“说法”以正视听呀。

    然而，他这个乡下小老百姓，文革虽受冲击，又未致残非命，谁理你呢？此时，乐于助人的本屋族侄张本强与老红军、国家档案局长张中有来往，张中与家父又是中学同窗。张本强这个年青人便天不怕地不怕，不知从什么图径弄到了国家档案局的公文笺纸，并拟张中口气写信给广东省委统战部长肖耀堂，望给予落实政策。后来，肖耀堂果然去信兴宁政协办公室的朱主任。朱亦给我示此信。我从信中可知肖部长看出张中信属伪作，但他认为要求平反却是正当的，希望下面宣布一下，有黑材料烧掉就是了。朱主任告诉我，文革中下面的材料早已散失，又不见文件扣家父什么帽子，平反亦无从谈起了。他还要我做做父亲工作，“到此为止”好了。父亲这时才无话可说，却到底气难平！也许是家母亦受感染，在父亲去逝三年后的九十年代初，母亲喜冲冲地告诉我们：“你阿爸托梦给我，说他在阴间‘落实’了政策，还穿上了军官服，只是没补到多少钱！”

    说起爸的爱国情结，在那漫长的寂寞岁月里，他不时低唱国歌。现在改革开放了，自由了，就老是想游中国象征的长城。但我们穷啊，没闲钱啊。怎么办?他就老是买福利奖券，但屡买屡不中，屡不中却屡买。(如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他很节俭，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点可怜钱啊！“何苦呢，别买了，中奖几率是很低的！”我屡屡告知。他先是不作声，或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后被我问急了，才说：“希望中了奖去游长城啊！”

    爸晚年一直关注国家大事，和老同学、老革命联系。1982年，原国家局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中先生回家乡，亲自往我家见先父。两位阔别五十余载的老同学一见面立即紧紧握手，他们脸上又绽出童孩般笑容，兴致勃勃地谈起永思小学、县立中学读书时的难忘往事……

    张中回去了，我与家父均未再见到他。兴宁与北京，远隔万里，但家父时时思念北京的叶剑英元帅与张中老同学。叶帅粉碎了“四人帮”，才有今天好政策；张中则身居高位，仍情系老同学。不久，他写了两首诗寄往北京的老同学——

    其一：怀叶帅 （五律）

    瘐岭逶迤下，源起昆仑巅。
    江山钟秀气，世代出圣贤。
    民国中山肇，太平秀全元。
    治乱扶危局，唯公可并肩。

    其二：张中学兄教正 （七律）

    五十年前共切磋，沧桑世事慨偏多。
    忆聆玉屑情如昨，梦醒黄梁悟已过。
    马列真知君先觉，僻陋无闻我奈何。
    翘首云山千万里，满园佳卉正婆娑！

    其后，张中先生亦作古。但愿他们在天国能时时共叙同学之谊……

    家父于1989年的痛心之夏仙逝。（他对天安门风波的形势估计，出奇准确！）弥留时肝癌剧痛难熬，连杜冷丁也不起作用了。爸疼得死去活来，又心疼我们治病花钱，一再恳求：“安乐死对病者、医家、家属都有好处。你是文化人，应该懂得啊！”我做儿子的，哪里忍心、哪里有胆量去结束父亲生命呢！除了安慰外，我毫无办法。

    最后还是爸妈看破红尘、参透生死，在这生死关头镇定自若，做出在这700年的古老村子里史无前例的壮举，——1989年8月24日11时，由曾经是毛主席的红军代理排长的母亲，为抗日时曾经是蒋经国部下的少校指导员的父亲认认真真洗檫得干干净净后，把大把的安眠药药喂进爸口中，然后倒进一大口温开水；爸一仰头，吞下去了！？

    当然，安眠药没这么快发作，父亲还在静躺着。我们全部家人围着。感觉如地老天荒坠入万丈深渊的我，此时竟能如有神助，灵机一动，俯到他跟前，沉重而庄严致辞：“爸，您这一生，为抗战，为国家，为培育子女，活得伟大，活得崇高。我要效法你，同时把儿女教育好。您就安心去吧……”爸非常平静、平静，然后清清晰晰、悠悠缓缓地说：“你过誉了，我没这么伟大——”言毕，安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