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亚庆（1902-1998）兴宁罗浮镇七娘垇村人，27岁参加革命，1928年经罗屏汉夫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排长、红十一军独立营连长、营长和独立团副团长。1932年5月，邓小平同志担任会昌[/url]县委书记，钟亚庆被任命为会昌苏维埃政府首任军事部长。1932年7月，会昌成立江西省第三作战分区，邓小平任分区政委，钟亚庆兼任分区指挥员。1932年9月，钟亚庆在福建武平东流反“围剿”战斗中受重伤，被安排到后方养伤。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伤重未愈的钟亚庆不得不留下，和组织失散了。后隐姓埋名，一路乞讨。于第二年春回到家乡。[2]邓小平复出后，在1975年、1979年两次到会昌，都曾向当地同志问起钟亚庆的下落，但当时没人知道情况，1998年钟亚庆因病逝世，享年96岁。
钟亚庆
人物介绍
任军事部长1932年5月，邓小平同志从[]瑞金调到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url]。他建议设立军事部，要挑选一个军事部部长，问罗屏汉[/url]同志：“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有无合适的人选？”
屏汉同志答：“有一个，叫钟亚庆，以前在红十一军独立营当连长，后来任独立团副团长。这个人没有文化，但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今年3月初，陈济棠部一个营进攻我寻乌，亚庆带领部队迎击。双方激战一天，敌人死伤很多，败退了。他在战斗中左肩胛负了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战斗结束后，住在寻乌西北医院，因伤口碎骨清理不净，写信给我，我才介绍他到澄江十二军后方医院去。最近来信说，他的伤势基本好了。”经屏汉同志这么一说，邓小平同志就定下来了。
罗屏汉同志打电话给钟亚庆调钟亚庆到会昌县任军事部部长。钟亚庆回答道：“我没有文化，我不去。”屏汉说：“小平同志已来会昌中心县委当书记，我在县委组织部，调你，是我们研究决定的。没有文化，有文书，不用怕。”
当时钟亚庆还想在正规红军部队工作，总是不愿去。以后，小平同志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有本位思想，叫他催促钟亚庆快去上任。他们先后又打了三次电话。不去不行了，钟亚庆只好背上背包步行到会昌去。
碰巧，当走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驻地时，突然遇到邓小平同志，他一见钟亚庆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苏维埃去坐坐。”
钟亚庆向邓小平同志敬了个礼，跟着他走到了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苏维埃。区苏维埃主席接待他们喝了茶。小平同志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钟亚庆说：“你好调皮，老罗（屏汉）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主任（贵波），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敢不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你不要走，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在这里坐了大约半个钟头，钟亚庆就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苏维埃。
离开罗塘区后，小平同志走在前，他跟在后面，一同回到会昌县委（地点在大榕树背后）。小平同志又派了一个同志，送他到会昌县苏维埃（大街上的许家祠堂）。
在会昌，军事部的同志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18岁到25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对钟亚庆的工作总是热情指导，生活上平易近人。
7月，江西军区指示会昌县委成立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设在筠门岭芙蓉寨。分区政委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分区政治部主任由罗屏汉兼任，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军事部部长负责。
钟亚庆到县委找到屏汉同志，提出了要求。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随即到了小平同志房间里，屏汉同志也跟着进来，他说：“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曾友松跟我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钟亚庆知道他有一支曲尺、一支驳壳，便说：“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小平同志停了一下，屏汉同志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小平同志接着爽快地说：“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屏汉说：“晓得了”小平同志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驳壳皮带、近百发子弹都交给钟亚庆，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他应了一声“唔”，兴奋地告别了小平同志。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接着组建三分区边区游击队，部队以会昌红色警卫连一百二十多人作基础，逐步扩大。原独立团的伤兵出院后有二十多人，也参加了边区游击队，共一百四十多人，驻在会昌与福建交界的东留。
不久，军区派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端轩、参谋刘××（瑞金人）。吕、游二人都是从正规红军调来的，钟亚庆怕领导不了，就去找邓小平、罗屏汉同志讲。他们两人都鼓励我。小平同志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用怕，不要自轻，要有信心，有问题就同我讲。”小平同志给他壮了胆，他便试着干了。
半个多月后，福建钟少奎部一百多敌人进攻太阳桥（11节的木板桥）。钟亚庆接到情报后，立即叫参谋长开会，研究作战部署。参谋长的意见是，当面顶头同敌人打；钟亚庆的意见是，部队分开两路，引诱敌人进来，然后集中火力把它消灭。但吕、游不同意。于是，钟亚庆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和特点：敌人装备好，经过正规训练，来得凶；我们装备差，但地形熟，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办法，比较有把握。吕、游最后同意他的意见。部队分为两路，参谋长指挥一路，钟亚庆带一路，事先交代各自带好部队。敌人不过桥，不开火。战斗一打响，钟亚庆指挥赤卫队先同敌人接火，等敌人冲过桥来了，他们两路部队一齐开火。敌人死伤八九个人，狼狈逃回去了。这一仗，缴了敌人12支枪，自己没有伤亡。那时，钟亚庆把战斗情况书面报告了小平同志，后来还亲自去找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了战况，小平同志听后鼓励我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钟亚庆说，是屏汉同志带的。屏汉同志接着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较’（计谋、办法）的。”
同年9月，钟亚庆在福建东留又同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又负了重伤。部队由参谋长带，他被抬到了桂坑。由于出血过多，又连夜抬到会昌的罗塘区。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
邓小平同志接到战报，知道钟亚庆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他不能起来接，收容所所长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钟亚庆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钟亚庆叫罗所长回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等候几天。
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他的伤情。钟亚庆过意不去，在收容所住了4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9月天气炎热，小船上坐了十多个伤员，伤口脓血蒸发出来的腥臭味令人难闻。到了杉塘区，他要求区苏维埃主席请了两个担架员抬着走。到傍晚，才抵达会昌六祖寺医院。
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汉同志就来医院看他。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钟亚庆：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他钱作营养费。钟亚庆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亲自来看望我；经济很困难，却给了这么多钱，他不觉流下了眼泪。
钟亚庆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就去会昌县委，见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
提起起邓小平，钟永元心中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他的爷爷钟亚庆当年曾在会昌与邓小平一起指挥作战，是邓小平的战友。“爷爷已经去世6年了！他在世时，老是说起和邓小平一起战斗的故事，谈他们从不认识到相遇，到一起指挥部队打胜仗。每一次讲故事都充满激情，充满着对伟人战友的崇敬和爱戴。”钟永元还记得，爷爷最常讲到的是两件事：一是1932年，邓小平和他分别任政委和指挥员，率领第三分区游击队与福建钟少奎部100多人的“太阳桥之战”，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大获全胜；二是一次他受了重伤，邓小平几乎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他的伤情，后来还拿出50元钱给他补身子。后来，大部队转移，伤重未愈的钟亚庆不得不留下，和组织失散了。“邓小平复出后，在1975年、1979年两次到会昌，都曾向当地同志问起我爷爷的下落，但当时没人知道我爷爷的情况。”
1997年，邓小平逝世的噩耗传来，钟亚庆茶饭不思，常常对着厅里邓小平的遗像泪流满面。“后来，我爷爷把邓小平的像挂在中厅里，每次吃饭都要望上几眼。战友的情感让他始终不能忘怀。第二年，我爷爷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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